体力工的英文叫labor job，这个词组被华人形象地翻译成了“勒脖工”，暗示其活重而薪低。
　　
　　我从事的正好是勒脖工，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工作呢？首先，我学的是历史，这个专业是众所周知地难找工作；其次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也不觉得所谓的好工作是什么幸事，如果一份工作福利太好，比如公务员，那么即便有一天你感到厌烦，也很难鼓足勇气离开它，于是就成了那份工作的奴隶。既然以写《近距离看美国》著称的林达夫妇能做小贩，我自然也可以打勒脖工了。
　　
　　美国读书期间，没有合法打工身份，只能在华人餐馆做黑工，我还帮人看摊卖过首饰、替华人家庭照顾过老人，由于属于非法工作，其收入多半低于最低时薪。到了加拿大之后，终于能够合法打工了，我激动了很久，于是开始在工厂等地打工。读书出身的我体质孱弱，能做的活不多，其中干过最久的就是目前的寿司工了。
　　
　　两年前就在这家寿司公司做寿司，今年夏天重回多伦多后，我又给过去的上司打了电话，问她还有空缺吗？上司一向很欣赏我，回答说，“当然有！”于是一转眼，我又围上了熟悉的围裙，搓起了漂亮的寿司米团。我们这家公司到处设立寿司专柜，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的餐厅，为了去大学图书馆借书方便，我要求上司把我派到了多大的医疗中心餐厅来做寿司。
　　
　　林达夫妻冬天写书，其他季节出门贩卖货物。与之相似的是，我的简历永远有两种，一种为专业工作而备——历史学士、法学硕士，多年从事学术翻译和文学写作……另一种为“勒脖工”而备——有流水线装配零件经验，照顾过老人，从事过销售工作，有缝纫经验……
　　
　　穿越两种工作范畴的我如同穿越时空——上班时埋头搓米团、切蔬菜，下班后飞奔图书馆查资料、写稿、做翻译。往往在这样的时刻，一句海子的诗会悄然涌上我的心头，他说过——“双手劳动，慰藉心灵”。